自1941年2月起，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，这一职务他持续了整整25年，直到1966年才结束。

延安时期，胡乔木的人生喜事不断。他与心仪的姑娘谷羽喜结连理，1941年1月底又迎来了女儿胡木英的降生。正当他沉浸在幸福中时，2月初的一天清晨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：毛主席身边需要助手，特意点名要胡乔木担任秘书，同时还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。这个消息让胡乔木一时难以置信，他从未想过自己能有幸成为毛主席的秘书。

胡乔木心里直打鼓，他压根没干过秘书这活儿，突然被安排给毛主席当秘书，这让他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他寻思着自己可能担不起这个重任，比他更有能力胜任这个位置的人多得是。

看到这种情况，王若飞也安慰他说，毛主席选人可不是随便抽签决定的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两年前，毛主席读过胡乔木写的那篇文章后，就已经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，并且十分欣赏他的才华。因此，这次需要人手时，毛主席首先想到的就是胡乔木。

成为毛主席的秘书绝非易事。胡乔木报到那天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，紧张得手心直冒汗。而毛主席正忙于处理国家大事，只是简短地了解了一下胡乔木的过往，还没来得及交代具体工作，就又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文件堆里去了。

胡乔木这下完全摸不着头脑了，王若飞明明说过毛主席很器重他，可为什么见面时毛主席却对他这么"疏远"？他自己也不敢主动去问毛主席该做些什么工作，只好又回到办公室，提心吊胆地熬过了第一天。

次日，胡乔木觉得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，便鼓起勇气去拜访毛主席。一进门，他就注意到毛主席正全神贯注地审阅《六大以来》的样稿。胡乔木灵机一动，主动请缨：“主席，这个活儿交给我来做吧？”毛主席放下笔，舒展了一下身体，笑着回应：“你倒是挑了个合适的差事。”

从这份职务起，胡乔木正式踏上了为毛主席担任秘书的政治道路。

胡乔木接手的这项任务相当艰巨，分为政治性文件和组织性文件两册，涵盖了1928年6月中共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19篇历史文献，总字数超过280万。仅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，这项工作不仅内容繁杂，而且工作量巨大。后来，杨尚昆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：“乔木对这段历史并没有太多亲身经历，但他能迅速整理、筛选大量文件，理清脉络，最终编撰成书……这确实需要一定的能力。他做得很好，主席对他很满意，大家也很器重他。”

胡乔木通过日常工作中的细致表现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，也印证了毛主席识人用人的准确性。

毛主席对胡乔木的写作才能十分赏识，甚至在他接受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，特意把胡乔木带在身边。

重庆谈判一启动就充满了紧张气氛。不过，胡乔木并未直接参与谈判过程，他另有重要职责。这次来重庆，他既要完成秘书的本职工作，还得管理当地的《新华日报》。他的任务是确保报纸的报道内容与国共两党的谈判步调一致，相互呼应。

10月10日，国共两党签署了《双十协定》。第二天，毛主席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延安。

毛主席离开重庆后，胡乔木按照主席的指示，暂时留在重庆。他在那里主要从事文艺和宣传工作，直到12月份，才根据中央的安排返回延安。

重庆谈判没能实现中国的和平，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依然把矛头对准共产党。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，随即采取了两个应对方案。

撰写这篇社论的任务最终交给了胡乔木。此时的他已是毛主席高度信任的“党内笔杆子”，并且亲历了重庆谈判，对整个过程了如指掌。

此时的胡乔木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功底，处理这类工作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接到任务后，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写作，很快完成了一篇万字长文，题为《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》。

胡乔木说得非常清楚：民主不是独裁者施舍的，而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。蒋介石想着先统一国家，然后再搞民主、推动国家发展，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

胡乔木刚写完稿子，就赶紧拿给毛主席过目。毛主席看完觉得特别好，马上拍板决定发表这篇文章。

这篇文章发表后，引起了很大反响。它让原本对新政协会议充满希望的人们意识到，指望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是不可能实现和平与民主的。中国要想取得进步，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。

在完成这篇社论后，胡乔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，陆续写了很多篇社论。这些文章大多由毛主席亲自把关，有些还被他修改和增添内容。现在，这些文章的原稿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胡乔木身兼数职，先后担任新闻总署署长、新华社社长和《人民日报》社长。党的八大之后，他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。这些重要职位表明他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，然而，这看似顺利的道路背后却暗藏着不少波折。

1957年，胡乔木的工作越来越让毛主席感到失望，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也日益增多。当时毛主席正在积极推动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但《人民日报》却发表了《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》，内容与毛主席的主张相悖，这让毛主席感到不满。

胡乔木读到毛主席的批示，说他编排技巧有待加强，文风有些老套，不禁感到脸上发烫。他意识到主席对自己的工作不太认可，立刻转变了想法，开始紧跟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方向。

庐山会议结束后，胡乔木的身体状况再次恶化。他原本就有的神经衰弱症状变得更加严重，现在连握笔写作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了。

胡乔木感到身体实在吃不消了，就给邓小平递了病假申请。邓小平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后，马上同意了，嘱咐他安心养病。随后，胡乔木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，详细汇报了自己在北戴河休养的情形。

毛主席看了他的信，给出了这样的意见：“你需要长时间静养，别管具体多久，完全康复了再说。”

然而，胡乔木万万没想到，他这场病并非如最初所料的一两年就能康复，而是持续了十多年之久。自那封信之后，虽然他在名义上仍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，但实际上已不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，逐渐从毛主席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尽管胡乔木和毛主席之间还保持着一些联系，但想当面见到他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。

1966年的一天，胡乔木突然接到通知，毛主席要见他。这次会面来得十分突然，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。他本来想好的话一下子全忘了，准备向毛主席汇报的事情也没能说出口。

毛主席叮嘱他：“回到北京后，少开口，多观察，多掌握实际情况。”

匆匆一面之后，毛主席便去处理其他事务了。胡乔木做梦也没想到，这次简短的交谈，竟成了他与毛主席之间最后的对话。

胡乔木最后一次与毛主席分别后，他担任毛主席秘书的工作也就此结束了。

六月初，胡乔木刚回到中南海颐园的住处，突然收到一个消息，康生想找他聊聊。

一开始，胡乔木心里也犯嘀咕，康生找他到底想聊些什么？

康生先和胡乔木聊了几句家常，比如问候他"身体恢复得怎么样"，然后很快就把话题转到正事上，直截了当地要求胡乔木搬出中南海。

自1949年开始，胡乔木在中南海居住了整整十七年。如今，为何突然要求他搬离此地？

康生给出的借口听起来特别“高大上”，其实就是说中南海要修路，他在颐园的那套房子得拆掉……

胡乔木从康生那儿回来后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但他知道搬出去这事儿已经没法改变了。他看了不少地方，最后挑中了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处房子。于是，他带着满心的不舍，从中南海搬了出去。